说不尽的谢晋，说不尽的谢晋电影（活动时间： – ）

这一时期，在谢晋电影中，他关注并肯定每个历史节点上来自人民群众的思想涌动，对之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却始终有着对民族的深情眷恋，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对历史与人关系的深邃哲思。以谢晋的“伤痕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为例，影片《天云山传奇》以女性第一人称的主体性表达描绘了时代洪流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与心路历程，并以抒情且细腻、深沉而凝重的现实主义格调将宋薇、罗群、冯晴岚等典型形象推向历史前台，于澄澈灵魂与挚诚品格间建构澎湃人心的道德力量，理性反思了造成其悲剧命运的社会与时代根源，借此思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维护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话语体系。再如关注出国热潮的《牧马人》便通过许灵均的选择这一叙事主线参与到新时期话语建构思潮中，一方面，影片特别注重呈现了许灵均与劳动人民之间的情感，在由乡情和道德搭建起的互帮互助的情感共同体中，许灵均获得心灵归宿与精神慰藉，这种关系的强调“是对新的精神情感信仰的重塑, 符合新时期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的需求。”另一方面，影片中的“家”承载着乌托邦的书写逻辑，以其温暖与稳定的理想图景勾勒了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本想象，以及对改革开放合理性、必要性与合法性的情感确认。如果说在《天云山传奇》等影片中存在将“人”这一主体遮蔽而采用道德伦理置换政治历史话语的争议，那么影片《芙蓉镇》作为谢晋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谢晋与古华激情的碰撞使电影迸发出对固有题材的爆破力和建构力，在现实主义表呈中营造了关于人道主义的超现实政治寓言，“在一个‘非人’（如动物、自然等）范畴内重新定义‘人’的价值内涵和幸福意志，从而为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和价值系统做好了审美操练和意识形态辩护。”影片以人的主体性的再次彰显建构起关于改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阐释了基于改革逻辑之下的“人”与“人性”。

谢晋电影“一方面为我们记录了新中国的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演变历史，另一方面也通过曲折的、甚至是受压抑而产生某种‘变形’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个人的观点和愿望。”正是对中国社会经验与文化记忆的独特演绎，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镜像阐释和勾勒，使谢晋电影的历史价值意义超越电影文本本身，以思潮和现象的方式跃入社会文化系统中凝练为一种精神标识。谢晋电影中彰显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不仅在于他在宏大历史背景中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情感美学之间作了无缝对接与融合，从家国一体的叙事模式中建构起以情感抚慰与弥合为基调的主流审美范式；还在于他对人民美学的承继与创新，对生命关怀与人本意识的弘扬与强化。以及对“人民性”思想所包蕴的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的贯彻。

即便进入90年代，电影在由计划进入市场的激荡与转型中，谢晋对“人民性”的坚守使其保持着不竭的探索精神与人文关怀，尤其是那种沉淀于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悲悯情怀，沉淀为一种“以人为本”的艺术执著和文化自觉。比如，在谢晋模式讨论之后的自我反思，这种反思便彰显在其进入90年代之后的创作中。影片《最后的贵族》便夹杂着谢晋试图自我超越的决心，其间既有社会文化转型期内的文化价值选择，从家国叙事模式转向对个体生命及精神世界的探微，也有人生苦短的哀叹与哲思。但也可以明显看到他在茫然失措和精神失落之后，已经抽空曾在80年代被奉为圭臬的家国逻辑和民族认同，开始有意地与政治核心话题保持了一种谨慎的疏离姿态。影片《清凉寺钟声》通过羊角大娘这一形象弘扬圣洁情感，生命意义、佛学思考与人性哲思在离散叙事中诗意交汇，在社会责任感之外延展出人类使命感的文化高度。《女儿谷》则以悲悯的博爱情怀讲述七个性格迥异的姑娘在劳动队改造中人性觉醒的故事。这部用人道主义对待犯人的影片揭示了社会、家庭对孩子的责任问题，从人类学角度突显出对自由和新生的渴望。

老一辈革命家陈沂将军曾希望谢晋坚持并发展谢晋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来自人民、来自谢晋对人民、对人类的同情和爱。此中充满了谢晋创作的革命性、人民性、正义性而不可磨灭。” 在谢晋看来，电影需要与时代同频共振，更需有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1997年，谢晋推出了大型历史巨制《鸦片战争》，这部堪称“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全部采用实景拍摄，通过虎门销烟等奇观场景再现悲壮历史，战争场景的视觉震撼与，既呈现了鸦片战争导致的民族悲剧，两种命运的交织迭合，“落后就要挨打”的哲思，也与“精神文明建设”之爱国主义的潮流相契合。在谢晋看来，电影是为人民拍的、给观众看的，优质作品才会吸引观众主动去看。他在“生命燃烧”中迸发出创作的激情，积淀了雅俗共赏的文化经验。始终激荡在谢晋影片中的“人民性”是使其成为经典的关键。也正是如此，谢晋总能在特定时间环境中持续保有对电影固有题材的爆破与恰到火候的把控，使电影对意识形态的建构力与整合力绵延于社会变革的肌理与脉络间。


         （作者：饶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