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的边界：当表演穿越媒介的迷雾
表演的本质是什么？是把剧本上的字句变成看得见的呼吸与心跳。从剧场到银幕，从大银幕到小屏幕，演员的战场一次次迁移。如今，电影、电视、移动端三屏并存，观众随时切换，演员却要面对一个困惑：不同场域里，有没有共通的标准？叙事形式变了，表演的分寸该怎么拿捏？更值得玩味的是，AI演员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真人表演，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4月19日，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表演公开课以“角色的边界：媒介变化中的表演突围”为题，邀请周一围、潘斌龙、刘萧旭三位演员，与表演教师刘天池展开了一场关于表演“手艺”的坦诚对话。三位演员从各自的“第一次”聊到短剧的“浴缸名场面”，从喜剧包袱“响不响”聊到演一个自己都讨厌的角色该怎么熬过来，对于表演和表演的边界，他们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万能公式，只有一次次摔倒、被骂、自我怀疑之后，才慢慢摸到的那一点点“分寸”。
周一围
电影表演公开课的第一个话题，是“回忆杀”。刘天池请三位演员回想，从舞台（话剧、小品、相声剧场）跨入影视镜头前，是如何掌握表演分寸的。
问题出在哪里？戏剧腔。在舞台上，演员的声音要“打远”，要穿透整个剧场，让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能听清每一个字。演员的肢体要夸张，三五步就能走遍海角天涯，一两个人就能让观众相信是千军万马。这是舞台表演的美学，是几百年戏剧传统凝结出的智慧。
“这是一个技术工种。”他说。 演员在镜头前的呼吸、眼神、肌肉的微小颤动，都会被忠实地记录下来，舞台上那种“给不在场的人看”的表演逻辑，在电影里成了笑话。
“在话剧舞台上声音要打远，要让最后一排的人听到。在小品舞台上，要让每个包袱必须都得响，不响就浑身冒汗。”潘斌龙回忆起自己在相声班的日子：每周五一个相声会，有一次新作品，上台一次掌声，下台时稀稀拉拉，“一个包袱不响，我的天哪，特别难受”。但影视是完全不一样的。镜头前没有观众，没有掌声，没有即时反馈，演员必须学会在没有掌声的环境中完成创作。
从戏剧舞台到竖屏短剧，刘萧旭经历了漫长的适应期，他发现戏剧演员需要的那份空间感和想象力，在短剧中反而成了累赘，在这个框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表演尺度上面也应当相应地去调整。减法做着做着，他开始迷茫，“甚至觉得自己都没有演”，但后来他想明白了，“它更真实，更还原生活”。
刘天池
刘天池问潘斌龙：喜剧创作是否需要严谨到每一个节奏都固定？潘斌龙想了想回答说：“喜剧可能还是要半生不熟的。”他认为如果排练次数太多，“包袱皮太厚”，演员自己演到“乏”，那么“再好的包袱也不响”。在喜剧的世界里，新鲜感是生命。观众想看到的是“那一刻的真实反应”，而不是一个被排练了二十遍的完美复制品。
《满江红》里的丁三旺，是潘斌龙喜剧创作的典型案例，导演张艺谋希望这部电影有“喜剧色彩”，但丁三旺这个人物本身承载着生死关头的紧张。潘斌龙找到沈腾，问他怎么让角色“更好玩”，沈腾反问他一句：“你是想要包袱还是想要人物？”潘斌龙决定要人物。于是他放弃了刻意打嗝的设计，选择了更真实、更生理性的反应——在紧张到极致的时刻，身体自然出现的不受控反应。这份“半生不熟”的表演，反而成就了整部电影中最动人的段落之一。
刘萧旭
刘萧旭对短剧的理解，是这次表演公开课中最具启示性的分享之一。
但他选择了一个原则：在现场表演的时候把那个过程演完，“要不然我太难受了，我演不明白，自己都不信服这个人物的话，我绝对演不出来。”
“可能一场戏下来就一两分钟，”刘萧旭描述那种工作状态，“这边架好灯光、机位，只把两句词说完以后换一个机位，再换一个机位，我所有情绪、所有点全部都是断开的。”于是，他要求自己必须高度集中，牢记上一场戏时的状态——“比如我刚刚提气提到百分之多少，这一场是不是要往上提还是往下降。”一天戏拍完，他经常感到“这个人演毁了，接不上戏了”。
《盛夏芬德拉》中有个“浴缸名场面”让观众印象深刻，当被问到如何在克制中呈现复杂的情感，刘萧旭分享了他的创作心法：“我在演那场戏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我想你了，第二句话是我能拿你怎么办。”
刘萧旭说自己在短剧中是持续地做减法，“很多东西就会凸显出来，比如真实的情感或者下意识的表演。”每场戏都不能当做过场戏来演，要当成重场戏，但同时，“不能太过于记住这场戏，也不能太放松地忘记那场戏”，需要牢记每一个节点。
周一围认为人们喜欢看短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对人、对事有态度，不用看半天才明白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电影所谓的表演层次，就是一点一点叠加，让角色层次丰富、内心矛盾。
《枕头人》讲述的是写黑暗童话的作家卡图兰的故事，这个角色复杂、幽暗，充满争议——他笔下的童话是残忍的，他的处境是荒诞的，他对世界有着某种冷酷的洞察。这个角色折磨了周一围整整两轮演出，跨越将近两年时间。问他是如何走出来的，周一围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办法——“我不太在乎马丁·麦克多纳是怎么想的，我不太在乎《枕头人》想要表达什么，他想要借卡图兰的嘴替自己表达什么，我不在乎，我找到了我的卡图兰。”
由于短剧行业的特殊性，刘萧旭经常没有时间完整看完一个剧本就要进组拍戏。他回忆自己刚入行时的心态，“有戏拍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
潘斌龙也分享了一个让他“招了不少骂”的角色——一个高中副校长。他在表演中加入了自己当兵时一个让人厌烦的干事的说话习惯，“说话老‘是吧是吧’”。这个角色演得很成功，观众把对角色的厌恶投射到了演员身上。
以不变应万变 还是以万变应万变
周一围认为，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人和人的相处”，究竟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万变应万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矿泉水会不会有好的市场？方便面会不会有更多的受众？大家爱吃什么就做什么，还是我们认为什么东西好吃就推销我们认为的好吃？”周一围认为如何选择没有对错之分，“要么以不变应万变，要么就是以万变应万变，比如我家的糖水只能三分甜，甚至无糖就是最好的；或者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大家爱喝就多放点，只要不影响不致命就去做，都对。”因此，周一围的态度是没有定法，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不必绝对地坚持，“我们也是在变的，唯有不停地在变，才是不变的东西。”
刘萧旭则对观众的评价有着独特的消化方式。他不排斥争议，甚至认为好的人物或者好的作品必须要存在争议，因为每一个人的立场是不同的，但他会把人身攻击屏蔽掉，保留那些对角色和故事的讨论。
AI时代 真实演员的存在意义在哪里
这句话看似玩笑，实则藏着深深的忧虑。当AI技术已经可以生成几乎完美的虚拟形象，当数字替身开始在影视制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真实演员的存在意义究竟在哪里？
潘斌龙认为，随着AI技术越来越成熟，“唯一可能”保存的，就是线下物理演出，那种演员与观众共处一室、不可复制、不可剪辑的真实体验。
当幕布消失，当灯光熄灭，当最后一个观众离开剧场，那些关于角色的边界、关于表演的突围、关于媒介变化中的艺术坚持——依然会在每一个热爱这个行业的人心中继续回响。就像刘天池在总结中所言，无论表演的平台如何变化，行业如何起伏，对表演的热爱、对“讲故事”这件事的执着，始终是让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并感到快乐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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